广告
书库首页->原创书库->《千古一相王安石》->下卷 卧龙在野 全文阅读 加入书签 加入书架 打开书架 推荐本书 返回书页 语音朗读 保存TXT 繁體中文

第六十节 千年余音(结局)
( 本章字数:17284 更新时间:2009-11-4 23:26:00 )


  荆公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后,苏辙倒了一杯酒递给苏轼,对哥哥笑道:这下好了,爹地的死对头终于完蛋了,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来,咱弟俩干一杯,然后好好活,继续把老王的名声搞臭,我们想不流芳百世大概也难了。
  苏轼不好意思像苏辙那样笑出声来,毕竟,现在离他去金陵拜见荆公刚过去不到两年时间,无论是虚情还是假意,反正在金陵是吃了不少白饭。所以,苏轼只是呷了一口酒,对弟弟说:荆公,确实也算是一代伟人。
  苏辙发现自己太轻狂了点,简直比哥哥还要轻狂,就急忙把脸放了下来,冷了一冷,看着苏轼,满腹疑虑的问:哥,如果王家请到你,你会不会给王安石写神道碑?
  苏轼摇摇头:不会。
  苏辙又问:写行状?
  苏轼还是摇头:我以后只会替老光写一个行状。
  苏辙还是不放心:那墓志铭呢?
  苏轼坚决的对苏辙道:不要问了,现在高太后不喜欢王安石,你以为我是SB啊,我一首挽诗都不会写,你把心放狗肚子里吧。
  苏辙“咕咚”一声将一杯酒灌下肚,直着脖子对苏轼道:我放心了。

  这里面确实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以荆公大名,去世后竟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无墓志铭!
  当时人死了都要面子,进了坟墓也要把一堆东西弄的全全活活的,所以当时名人们都很忙,忙着给死人写表扬信。苏轼自是这方面的高手。
  荆公以“文章命世”,当然有很多人“愿得公为墓志”,好让自己“庶传不朽”,甚至有人写信给荆公,说希望自己早死,“惟愿早就木”,才有机会“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
  荆公对此相当不以为意,不但拒绝了很多无聊的要求,而且,在实在不好推辞的情况下,也要据实作文,从无肉麻无趣吹捧不实之辞,有时甚至因此得罪了死要面子的死者的家属。

  据此看来,荆公之所以没有墓志铭神道碑之类的东西,极有可能是因为荆公在去世之前留下话来,丧事从简,且不要请任何人写任何东西,所以荆公葬礼极其简单,“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畜亦不多”。公平生爱静,死后也不愿受人打扰,所有“宾客”一律不请,灵前“痛哭一声唯有弟”。那么,没有墓志铭之类的东西就很好理解了,荆公实在是对那些“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搞的破玩艺不以为意。
  否则,以当时荆公人望,曾巩曾布章惇吕嘉问吕惠卿陆佃蔡卞等人皆在,文笔也都还不错,弄几篇文章大概不是难事,但后人只知荆公墓“在半山寺后”,而且,在墓地里除了一块墓碣以标明墓主姓名外,一无所有!
  现在再看这些事,可叹荆公之平朴与远见,司马光张方平文彦博等一帮俗吏死的时候倒是弄的一切设备齐全,但又人谁还去鸟那些马屁拍的乱响的行状之类东东呢。

  荆公去世后,病危在床的司马光也在活动脑子。老光当然不会难过,相反,他倒是在床上笑出了两个大鼻涕泡泡。不过,这事有点难办,对待荆公,当然不能像处理其他“熙丰之党”那样搞的“太峻急”,“只一向罢斥”了事。荆公之丧如果处理的不漂亮,给人落下话头,未免有点不像君子。
  虽然老光脑子不够用,但还是想出了一点鬼名堂,他趴在床上,眼皮乱抖,给并相的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请吕公著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司马光在信中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这句话,是司马光对荆公唯一的肯定,也是老光所不得不肯定的,但老光也简洁了一把,只用这一句话,就把荆公所有政治成就一笔抺杀了。
  老光接着说的就不是人话了,骂荆公“性不晓事而喜遂非”,结果搞的是“忠直疏远,谗佞幅辏”。也就是说,不跟荆公玩的,都是“忠直”,凡跟着荆公搞变法的,全归“谗佞”。然后就“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了。
  然后司马光跟真的一样,说我们现在正纠正王安石的错误,但“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所以,我建议对于王安石之逝,“朝廷宜加厚礼”,但这样做不是为了纪念王安石,而是把王安石当作政治工具,为的是“以振浮薄之风”。
  至于什么是“浮薄之风”,也就是说说吧,老光自己也不知指的是什么东西,反正朝廷被司马光一搞,全是一帮废物老家伙们在当政,一个个牙齿都咬不紧了,说话直流口水,不知道这是不是“浮薄之风”。
  不过老光把那些对荆公“诋毁百端”的人定为“反复之徒”,倒是有一定的道理,苏辙苏弟弟听了,脸上不知是红是白。

  就根据这封信,有人厚着脸吹捧司马光大度,君子,“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其不修怨如此”。
  司马光为了要报复一个王安石,不惜逆风而上,祸害了整个大宋,荼毒了整个华夏,还讲他娘的什么“不修怨”!
  中书根据司马光定下的调调,报请高太后批准,决定追赠荆公为太傅,并把起草《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的任务交给了哄哄乱叫的苏轼。
  苏哥哥再次找到了苏弟弟,弟俩要讨论一下,这上制词到底该如何去写。
  苏辙想了想,对哥哥说:这个任务你最好还是推掉,拍王安石马屁吧,老光不高兴,我们也不开心。如果踩他吧,明摆着的,现在不是明踩的时候,否则老光又会说我们是“反复之徒”。再说,老王品行太好,名声太重,轻易也踩不动。总之,是拍也不好,踩也不行,真不好弄。
  苏辙说完后,还不放心,顿了一顿,又补了一句:确实不好弄。

  苏轼端着酒杯,很开心的躺在大沙发上,眼里含着一丝自得的笑意,嘴角轻扬,批评弟弟说:这个制词必然会流传千古,你让我推掉,不如让我去自杀算了。再说,我不写,谁还有资格写?谁还敢写?
  苏辙不满的看着他这个有名的哥哥,不知道哥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假药。
  苏轼品了一品美酒,咂了咂嘴巴,悠然一叹,这才对弟弟道:老哥我聪明,你以为是假家伙?我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岂不是空负如日中天的NB大名?这个制词,我当然不能直写,我要写的似拍似踩,亦拍亦踩,边拍边踩,明拍实踩,拍拍踩踩,让人摸不清头脑,弄不清方向,但有心人自然看的明白。这样一玩,即不得罪老光,也不让后人讲出什么闲话,如何?
  苏辙翻了翻白眼,心想老哥原来不是只知轻狂,玩起花招来比自己还阴。他承认自己确实不中老哥聪明,不知老哥如何用他的生花妙笔去写这么一篇高难度的文章。
  不如来全文欣赏一下苏哥哥为哲宗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吁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
  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宋廷南渡后,有一个文人,名叫郎晔,自己光着脚丫,却死捧苏轼的臭脚,累死累活的编写了一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其中特意提到这篇制词,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只要不傻,只要不一厢情愿,只要不跪倒在苏轼的脚下磕头不已,其实都能看出此文虽是句句表扬,但却又处处针砭,是明褒暗贬的优秀范文。
  本文的部分内容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里再补充几点,奇文共赏,同志们好学习一下如何讲阴话:

  开卷两句是废话,不看。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个“大事”,当然指变法,但苏轼没有说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而“希世之异人”到底是忠正的异人还是邪恶的异人,苏哥哥也不提。这两句,为通篇阴阳怪气的笔调定下了星准。
  然后,“名高一时”就容易懂了,王莽和魏征,都是“名高一时”的名人,不知苏哥哥把荆公归为哪一类。
  对于荆公的“瑰玮之文”和“卓绝之行”,苏轼不能,也不敢否定,更没有资格加以嘲笑。然后“靡然变天下之俗”,就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轻轻一句,把荆公付出毕生精力的政治变革一笔带过,而且,这个“变天下之俗”,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苏哥哥无言。
  当中有几句是说过的,再往下看。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无感情色彩,不谈。
  “信任之笃,古今所无”,则阴茎再次勃发,因为苏轼等于在指责荆公,在小赵如此专信之下,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了呢?
  苏轼的答案是,没有。因为正当“方需功业之成”的时候,荆公却又“遽起山林之兴”,不想玩了,退休了。
  也就是说,在苏轼的眼里,荆公做了一件半途而废的事情。

  对于荆公归隐山林,苏哥哥是从心里羡慕的,因为苏哥哥虽然一直有心要做隐士,但总觉得有点吃亏,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基于这种心态,他对荆公能够归隐山林还是说了点真话:“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也是苏轼自己所向往的境界。
  苏哥哥虽然做不到,但想一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也有人说,苏哥哥这是恨不得荆公能更早退休。呵呵,也是一说。
  总之,全文读下来,虽然行文不冷不热,不干不湿,但却让人越读心里越凉冰,就像是手掌上蹲了一只蛤蟆,正用一双冷眼盯着你看,不能咬死你,却能恶心死你。
  如果有人说俺们对苏哥哥恶意太甚,以至于彻底误读了苏哥哥的美文的话,不妨来看后来曾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元祐三年十二月,有一个“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荆公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当时司马光门下走狗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这时,苏轼需要表态了,因为这个周穜曾经得到过苏轼的推荐,如果不划清界线,是要被牵连进去的。所以苏哥哥急忙轮番多次上书,展开猛烈的自我批评说:“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穜以污学校,谨自劾待罪”。并咒骂周穜“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意在寸进而已”。且一脸阴险的说,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议”,肯定是“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话外之音就是,请朝廷再兴大狱,把这一帮人全部干掉!
  妈妈的,不要说,苏哥哥看风向的本领还是很强很强的。

  苏轼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一副对待荆公的反复不定的小人嘴脸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结果是惹起众怒,因“言郓州教授周穜”事,而被“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反把他干出了京城,贬知杭州。
  在杭州,苏轼非常不甘心,经常上书给高太后出馊主意,而且一脸苦相的说自己“方远去阙庭”,非常可怜,请“圣慈察臣孤立”,一定要多多照顾。
  唉,这也是一代文毫啊。
  比之于荆公风骨如何?

  正当这些人忙忙碌碌急着表演的时候,也另有一批人对荆公之逝伤痛不已,“闻讣失声”,并自发络绎不绝的前去江宁,在荆公墓前洒酒祭奠,一时形成风气,“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其中以荆公的学生,正在朝为官的朝奉郎陆佃为代表,不顾朝廷霜冷,“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并以悲愤的情感写下了《祭丞相荆公文》,称“唯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不顾个人安危,给了荆公高度评价。
  后,至元祐七年,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称荆公“进已见大儒之效,退将为百世之师”,谁可当者?
  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的高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耳顺头低,其实司马光除了唠叨外,无才气,不大气,少勇气,没有魄力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强大的人格力量,在台上只会晕头转向胡搞乱砸一气,结果被他闭着眼睛一搞,北宋政坛迅速陷入一团泥潭中,保守派中有头有脑的人物为了各自利益而分裂为三大党派,其中有以理学大师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哥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各派你争我咬,各逞其能,嘴上玩的痛快,却做不出一点实事。“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所读书止《四书》、《近思录》、《太极图说》”;“稍有议及其党,必目之为小人”。
  指望这些“君子”们治国,跟坐着拉屎差不多,反正是不想好了。

  再加上还有一帮被暂时打压下去的意志坚强的变法派人物时刻在待机而起。北宋政坛终于在司马光的临死奋力一砸之下四分五裂,混乱不堪,为亡国灭种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后来的事情就好玩了,几派因为目的不同,认识能力不同,做事水平不同,加上道德修养不同,结果就像是在球场上打球,互相撕扯了起来,比分交替上升,演出了一场表面文质彬彬,实际贴身肉搏的诡异政治游戏。
  虽然后世史者头脑如豆,把北宋这一段愚蠢混乱的时期吹捧为所谓的“元祐更化”,实则上这些“元祐君子”们却自以为是,各以为能,争权夺利互相顷轧,虽没有谁提出过什么系统的治国方略,但也都能勇于弃地辱国毁坏百度,撅着君子的屁股讨好太后小瞧哲宗皇帝。等到高太后翅了老辫子,哲宗亲政,这些人玩完了。
     
  公元1094年,哲宗一旦握权,立即改元“绍圣”,明确提出继承神宗之志,大力起用章惇等一大批熙丰旧臣,尽逐元祐之党,打击司马光余孽,以图再振国威。荆公也相应得到了高度评价。
  哲宗亲政之初即把司马光门下走狗范祖禹所写的《神宗实录》推倒重来,由蔡卞主持,取荆公的《日录》为参考再修《神宗实录》。
  这一举措是相当正确的,想范祖禹何能,在洛阳天天跟着司马光屁股后面写《资治通鉴》,后来被司马光提拔上去,就有资格写《神宗实录》了?他对神宗何思何想一点都不了解,能写出什么名堂来?用荆公《日录》为参考重写《神宗实录》当是当时最为权威和可靠的写作策略。

  但徽宗上台后,起初想打马虎眼,把新旧两派的人都弄出来当官,希望大家不要再吵了,好好为国办事。可是出了两个小人兼疯子,一个叫陈瓘,一个是杨时,两人心地阴暗恶毒,以自己鄙贱心态揣度荆公日录内容,反复上章对《日录》大加污蔑,但这些鸟人文采很臭,水平低劣,说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屁话而已。

  李焘开始要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了,一看李焘的书名就知道,这个腐儒是司马光的粉丝,自称“耻读王氏书”,由他来写史,对荆公的态度不问可知。但李焘在写史过程中又不可能绕开荆公的《日录》,所以就选择性了挪用了一大批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以荆公《日录》来攻击荆公。
  《邵氏闻见录》有一条关于《日录》的传奇的记载,说荆公病重的时候,曾让侄儿王防“将《日录》焚去”,而王防“以他书代之”,这才把荆公《日录》保存了下来。“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王防家取《日录》以进”。说蔡卞就以此为依据,“减落事实,文致奸伪”,“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
  邵伯温看戏太多,以自己浮浅可笑而臆测荆公,几乎不值一驳。想荆公何人,至于将自己写下的日记毁去?再者,就算荆公真的要将《日录》焚去,大概也应该让守护在自己身边的二儿子王旁来做,而不是让邵伯温“闻见”到的侄儿王防来烧。再再者,难道荆公不会让王防当着自己面焚去《日录》?再再再者,邵伯温又是怎么知道王防“以他书代之”的?他趴的王防床底尿壶上看到的?
  操!

  其实,荆公本身把《日录》看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日记而已,在生前也没有把《日录》正式进呈朝廷,并不想以私人记录影响写史的公正性。加上荆公天性帅直,有话明说,对皇帝也不例外,所以,日记中有些话对神宗是很不尊重的,这就给那些奴性十足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咬口,以赵佶为代表的皇室对此也持赞同态度,因此,荆公直言无忌的《日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自己后来在宋廷的官方地位。这种影响在哲宗朝时,因为蔡卞的努力,暂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哲宗绍圣二年,追谥荆公“文公”,并配享神宗庙庭。
  哲宗逝,丧家败国的超级风流文雅小帅哥徽宗上台,修年号“崇宁”,就是“崇敬熙宁”的意思。公元1104年,即徽宗崇宁三年,再尊荆公“配享孔子庙庭”,是为亚圣,荆公像“巍然而坐”,“坐于颜孟之下,十哲之上”。同时追封舒王。荆公在宋之名已达全盛。
  徽宗也不是一上台就是昏蛋,这个小朋友一开始还是想做点事情的,一心想再振大宋雄风,徽宗为此重用蔡京,在政治上扛的就是荆公变法的大旗。于是蔡京被后人归入荆公门下变法人物,顺理成章的是,北宋灭亡也就有荆公的责任了。
  这个逻辑简单明了,骗骗傻子还是非常有效的。

  当年蔡京的弟弟蔡卞得到荆公赏识,收为门婿,但蔡卞以荆公当政,所以一直避嫌在偏远的岭南做地方官,政绩卓著,历有清名,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与荆公风骨相类。《宋史》阴指蔡卞暗中操纵章惇曾布与蔡京等人打击保守派,那只纯是小人之心的猜测而已,没有任何可以肯定的事实证据。而且,以章惇等人个性之坚强独立,也不可能受蔡卞的操纵。
  有人自以为聪明,强指蔡京是借蔡卞引见而得到荆公赏识,从此走上北宋政坛的。其实,只要有眼,都可以看出,蔡京不要说在荆公当政之时,就是荆公退休,直到神宗朝结束,都没有得到任何重用。
  退一万步,就算当年荆公赏识蔡京,大概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蔡京也确实不像水浒中扯的那样愚蠢腐败无能。
  首先,蔡京和蔡卞一样有才,素有才子之名,书法、诗词、散文无所不能并且成绩相当不俗,成就“冠绝一时”,特别是书法艺术已达到了非常辉煌的境界,连狂放的米芾都对蔡京钦佩不已。
  其次,蔡京确实有超凡不俗的政治才能,他在开封五日内恢复差役法得到司马光的激赏,那也是坚决执行上级政策的优秀行政能力的表现。

  徽宗执朝二十五年,蔡京任相二十年,并有十多年是单独任相,虽经三次罢相,但不久即复,第四次任相时,蔡京已近八十岁高龄了,“目昏眊不能视事”,徽宗竟特许蔡京儿子代以处理政事。徽宗并不是傻蛋,他之所以这么做,仍然是因为蔡京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同知枢密院事侯蒙曾经感叹,如果蔡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
  事实也正是如此,蔡京在政时推行的经济改革,是继荆公变法之后最有效也是最深入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其范围涉及当时北宋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接续了熙宁变法产生的社会效果,使北宋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至南宋,仍然享受蔡京推行经济改革所带动的发展势头。元朝和明朝也都继承了蔡京的经济政策,这都不是“奸臣”两个字可以随便抺杀得掉的。

  再者,蔡京并无大恶,并无大牢大狱大开杀戒,最多搞了一个“元祐党人碑”,把当年反对荆公变法的司马光一党三百零九个蠢蛋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让人们四处批评揭发,以坚定大家搞改革的决心。现在看来,也不是多大鸟事。相比于秦汉明清时的奸臣狠相,蔡京简直就是个坚持原则的优秀工作者。
  当南宋需要总结亡国经验的时候,当然不能把责任推在国家领导人徽宗头上,所以只好找蔡京的茬,但也没找出什么大问题来,讲来讲去,也就是一些虚话,什么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以“丰亨豫大”惑乱人主;结党营私,骄奢淫逸;赏罚无度,邀功取宠等等等等。如果拿到法院上去审判,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但蔡京仍然就此被定性为一个擅权误国的十恶不赦之徒。
  这下好办了,同志们有人骂了。不敢骂皇帝,骂骂奸臣也是很杀恨的事情。蔡京成了北宋灭亡的高级替罪羊。
  为了过瘾,蔡京甚至被说成是饿死的,说蔡京丢官以后,“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都不卖饭菜给蔡京,“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于是蔡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最后“穷饿而死”。
  真是有意思,事实上蔡京被钦宗流放岭南时已年近八十,加上政治打击,心情郁闷,在途中死去是很正常的事情,硬说蔡京是饿死的,大概除了可以一解愚民心中的块垒以外,屁用没有。
     
  蔡京被搞掉以后,蔡京的门生杨时觉悟了,要重新做人了,于是上书猛踩蔡京,由蔡京上溯至荆公,最后把祸国之罪加在了荆公头上。杨时的屁话引起了全体太学生和部分官员的强烈反对,同志们大骂杨时首鼠两端不是东西,结果杨时被罢,但荆公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钦宗在被金兵掠去以前取消了荆公的舒王称号,并把配享孔庙改为从祀。
  自此时起,荆公的地位再次受到了严重挑战。
  宋廷在江南蹲了下来以后,那个“最爱元祐”的高宗赵构命令以范祖禹的后代范冲为主持人,再修《神宗实录》,这一任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就是要表扬司马光,踩抑荆公。这时,非常识相的邵伯温上场,一本《邵氏闻见录》大放獗词,用比苏轼低劣的多的阴阳手法对荆公任意涂污横加凌蔑,直指荆公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邵伯温也算是替他家叔叔司马光再出了一口矄天恶气。
  邵伯温一狗开咬,招来群犬乱吠,弱智,愚昧,恶俗,水平落后,视界短浅,但因为没有危险,所以成队结阵一拥而上,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形式对荆公展开前所未有的肆意撕咬。直接导致宋高宗赵构以富弼取代荆公配享神宗庙。
  大力倡导女人缠小脚的朱夫子朱熹不明事理却又自以为是,搞了一个《名臣言行录》,以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评论家,没有眼光没有客观依据,左打一靶,右砍一刀,对荆公又踢又掐,荆公的地位又一次被降低。可是朱熹这个鸟人做事没有原则,把只做了个屁大点官的苏洵也拉入“名臣”的行列,于是苏家的地位更是高了起来。

  眼看荆公之名被污再也难见天日之时,南宋大哲学家陆九渊挺身出场。
  陆九渊号象山先生,是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偶像,为官清正廉洁,锐意进取,曾在湖北荆门开展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发展当地经济和军力来对抗金兵南侵。因为治政有方,受到了中央的大力表扬,是各地行政长官“躬行”的样板。陆九渊治学与伪君子朱熹齐名,史称“朱陆”。两人互不服气,曾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摆擂吵架,即有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反对死读书,强调“自作主宰”;而朱熹则死抱教条,要把孔孟等人啃死。这两人的世界观不同,也注定了他们对荆公的态度不同。
  南宋孝宗“淳熙十有五年”,正当群聋乱叫群盲乱舞之时诽谤荆公之时,陆九渊力排众议,大力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陆九渊先是回顾一下华汉历朝优秀人物的革命往事,并把荆公与前代各朝之伟人相并提,地位不亚孔孟,“顾不伟哉”!
  然后,陆九渊又简要回顾了荆公与宋神宗的共同志向,对于荆公与神宋“与之努力”而不愿“虚捐岁月”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同度评价。并对荆公与神宗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新的论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两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非相为赐也”。
  陆九渊大赞荆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对于“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其“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并能“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世鲜有可比者。
  待到“新法之议,举朝喧哗”,而“行之未几,天下汹汹”,但荆公不为所动,“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其后所作所为,“莫非天理”,“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

  陆九渊并站在一般腐儒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荆公的变法精粹作了总结,石破天惊的指出荆公变法的立足点就是强调“人者,政之本也”!一语道破了荆公所有变法项目的基石。不理解这一点,则无以正确理解荆公的变法伟大所在。
  然后,陆九渊对那些所谓的君子们也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世之君子,天常之厚”,表面上看来忠厚仁义谦逊礼让,这些人往往是想做一点好事的,可惜眼光浅弱能力有限,做事“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只能缝缝补补小打小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幸无祸”而已。这正是荆公耻于与这些人同伍的关键原因。
  陆九渊不无愤怒的指出,那些攻击荆公变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基本上都是信口乱喷张口乱咬,所提意见,“激者居八九”,既不足以取信于神宗,也难能让荆公接受,所以,如果新法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诸君子固分之矣”。
  至于后来,司马光等“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则更是各派私心己意的表现,“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
  同时,陆九渊对于朱熹等“近世学者”也相当不屑,指责他们的理论“雷同一律,发言盈庭”,但基本都是废话,“岂善学前辈者哉”?

  写到这里,陆九渊终于收回目光,看到眼前的荆公祠堂“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令人痛心的是,“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愚蠢之辈供奉不断,香火不熄,“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祠堂却平简破落,“邦人无所致敬”,这都是“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造成的。现在人早已变得“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无聊透顶,再到哪里再去找寻荆公这样有胆识有眼光有能力有文采有修养的伟人呢!
  陆九渊写成《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后,大书在自家书房内,凡有客来访,必指以读,作为自己平生所写文章中最得意也是最有价值的一篇。陆九渊指出,荆公的功过得失可以此文一锤而定,不必再有其他议论。

  当人们以为关于荆公争论可以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莫名其妙的当上皇帝的宋理宗上台,却突发神经,以为自己有头脑有思想有知识,一边死力尊崇朱熹,一边咣当一下,竟把荆公定为“万世罪人”!
  这样一搞,北宋亡国的责任就通过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按在了荆公头上。
  后世浮浅陋儒不明所以不究真相,跟屁追风,一代又一代的前赴后继,对荆公发起了汹涌澎湃的无耻攻击。然而,为荆公辩污的仁人志士也是代出不穷,荆公之名,终于得以巍然不倒。

  元胡得天下,讲究气节的儒家大贤们并没有因为丧家辱国而全部自杀,他们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含羞忍垢的活了下来,但仍不忘所谓“义”字当头,非常勇敢的以君子自居,继续对荆公变法评头论足。其中有个马端临,写的一个《文献通考》对后世影响较大,对荆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马端临与宋儒不同在于,虽受到了儒家思想教育,但毕竟也受过外族的欺负,所以,对荆公变法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边在总体上反对变法,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利国利民的。而且,马端临相当搞笑的是,他一边攻击荆公不当挣钱谋利,一边又嘲笑市易法挣钱技术不高,“五年之间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宁不笑人地下”!
  真是钱挣多了也不是,挣少了也不是。

  最为道貌岸然,所以影响也最为恶劣的,当属元人脱脱主持编写的《宋史》了。这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指导原则,秉承超级伪君子朱熹和苏轼看待荆公的观点,以官方修史的身份对荆公狠踩一脚。虽然《宋史》写的蠢劣,但毕竟是他娘的什么“正史”,所以看的人多,加上编写者水平有限,理解能力低下,看待事物的方法简单偏执,对荆公从人品到政德进行了全方位的污辱。荆公的名声,因此而被压进了深渊。

  轮到明朝了,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搞“猪打圈”,要把城墙建的比猪圈还有厚阔,以为这样就会让子孙像猪一样永享太平安乐,结果在外跑地打风水时,看到了荆公墓葬,觉得碍事,就命令“召其子孙迁葬”,自此,荆公墓从江宁迁回江西,“迁葬于临川月塘祖旁”。
  朱叫花子不喜欢荆公,是明摆着的,他曾经自我表扬说:“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这话讲的比马克思还让人尊敬,然后又批评道,“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倒是想戒,却一抬手就把富甲天下的沈万山给做掉了。

  提到明朝,不能不提张居正。
  张居正的变法一直被历史学家拿来与荆公变法比来比去的,唾沬废了不少,而且张居正非常崇敬“陆王心学”中的陆九渊,按说对荆公也不应陌生,但终张居正一生,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荆公与他的变法事业!老张到底是何居心,现已不得而知。或者正是因为明朝的政治气候不适宜推崇荆公吧,亦或者是不愿意走上荆公受人涂污的老路。但老张一片聪明心机,到头来却不得善终,何也?
  人治天下,想取得理想中的政治成功,势比登天!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对荆公的基本态度就定了形了,弘治年间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周德恭,妄称荆公“为古今第一小人”。
  杨慎接过周德恭的屁茬,跟上大骂荆公,视荆公为“古今第一奸臣”,但却又说什么“宋人议论不公不明,举世皆迷且邪”,这大概也应该包括苏轼吧。真搞不懂杨慎这话到底是什么鸟意思。
  不过也还有明白人,江西学者陈汝锜不认为荆公变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相反,他在《司马光论》中直接指出:“激靖康之祸者实君实也”!
  章衮头脑就更清楚,他在《王临川文集序》中,一方面全面肯定荆公变法,一方面无情的嘲笑了那些士大夫们,“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表面上看起来儒雅的不得了,“高谈雅望”,但却不能成就任何事业。章衮责问这些君子,“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但这些君子们对荆公的攻击却如“狂人挟胜心”,“横溃汹汹”,“牢不可破”。荆公“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实在是情非得已。
  于慎行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明朝还有一不能不提的强人,就是李贽,这个人不搞假道学,对挣钱富国也不是那么反感,对商鞅和桑弘羊等经济家也很崇拜,但奇怪的是,这个鸟人却不佩服荆公!竟然放言“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
  李贽是个急性子,他崇拜商鞅,仅仅是因为“商君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他认为荆公的工作效果略慢了点,所以,李贽只认为荆公是一个可与李白韩愈并列的诗文大家。其实是李贽理解能力跟不上,荆公的法度千年不废,岂可强追一二年之功乎?
     
  明清杂交之际,倒是出了不少牛人,写下《日知录》的顾炎武亦是其一。
  顾炎武为了抗清,也费了老鼻子的力气,后来一看没戏了,打不过人家,于是蹲在书房里搞学术去了,这个人认识能力也还不错,对于那些败国泄气的所谓国粹是非常的不客气,“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那一句著名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老先生提出来的,被梁启超一宣传,激动了不少年青人。
  但顾炎武对荆公也抱否定态度,指责荆公藏富于国;变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风俗;并把八股科举考试的责任也强加在荆公头上,实在是令人无奈之极。如果老顾非要把宋朝的那种淫逸萎糜不思进取的世风视为“风俗淳厚”,非要把养民富国视为藏富于国,也实在是拿他没有什么好办法想。

  后面出来的就是明末大鸟王夫之。
  王夫之与顾炎武是同时代的人物,也是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靠嘴巴打天下的同志,干不过清兵,只好把一肚子气撒在别人身上,都知道他对荆公很不尊敬,但在《宋论》中也不得不大骂宋人的所谓“君子小人”论是“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并清醒的指出司马光及其后继者的所作所为于国一无所用,“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而已,“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不闻择一将以捍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欺侮”,说白了,纯是一帮废物!
  如果司马光等人甘心做废物也就算了,但他们却热衷于打击异己,提拔亲信,“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其他屁事没有,“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
  所以,王夫之很直白的批评司马光等人的行为根本是无理取闹,“未见其有所谓理也”,只是任性而为,“气而已矣”,目的是用以报复王安石。

  王夫之对于荆公的人品和政治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笔抺杀,但却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与顾炎武相反,王夫之竟然对荆公的经义取士大加赞扬。两位牛人,真不知听谁的意见更好些。
  王夫之而且正确的指出,北宋末时正是“契丹衰,夏人弱”的好时机,如果大宋不是被司马光搞的乱七八糟的话,正是大战天下一统中华的好机会,可惜那帮鸟人却“弗能自振”,自杀自败。
  王夫之最后大嚎:呜呼!“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

  明末另一大牛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了,老黄在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敢于抨击君主专政制度,有脑子,有眼光。
  黄宗羲对荆公的态度却非常不明确,现在看不到黄宗羲对荆公变法有什么批评或指责。放在明末的那个环境下,当与之齐名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大骂荆公时,黄宗羲的这一沉默表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赞同荆公呢?好在我们知道,黄宗羲的衣钵传人全祖望对荆公倒是推崇有加。

  到清朝了,老先生蔡上翔出场了。
  老蔡穷毕生之力,白发皓首,写下了二十五卷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大力为荆公辩污,指明“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北宋之所以灭亡,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有直接关系,这些人才是“败乱之由”,指责荆公误国者,“皆妄说也”。
  当然,老蔡是一个可怜的老好人,但看问题确也有很多局限性,让他来为荆公辩污,有时不免显得苍白无力,难为他了,好同志。
  但老蔡的努力没有白费,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料来了解荆公了。

  一代大儒颜元极力提倡实学致用,对《宋史》的认识或许比一般人更清醒:“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擎柱乾坤者为小人也”,这种认识态度,“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一诗中更是明说:“后来十九遵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有名的龚自珍先生“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那个时候用毛笔写字,是要费去不少墨水的。

  “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梁启超。
  那个时候有的人已经睡醒了,知道睁眼看世界了,知道只读那些个什么儒家经典是没有多大屁用的了;知道只讲“义”不讲“利”是会讲死人的了;知道只有气节和诗歌已挡不住人家的坚船利炮了。总之,耍嘴皮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批变法的志士们从历史中寻找希望,荆公想当然的被记了起来。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书中,以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对荆公及其变法事业进行了大力热情的歌颂,为荆公彻底翻案。
  梁启超称:“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感叹:“悠悠千年,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但是“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
  梁启超疾呼:荆公“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是千古奇冤,“我国民之于荆公”只知“吠影吠声以丑诋之”;而崇拜荆公的人,“不过赏其文辞”;再有点思想的人,“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已,但对于荆公“事业之宏远而伟大”,往往“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材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

  梁启超对于国民性的弱点看的相当清楚,“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这也正是司马光苏轼蠢材大行其道的根本基础。等到“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这本不是什么多大的屁事,“良不足为怪”。但“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那些个大儒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冒充好人,虚伪软弱愚昧,岂可与荆公比者?
  梁启超多次痛嚎:“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梁启超吼了一嗓子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加上同志们也都长脑子了,能知道好坏正误了,于是荆公的地位一跃而起,再次受到了政界和民间的一致重视。从民国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荆公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的成绩受到了全面肯定。
  其间,胡适和钱穆等人对荆公都有不错的研究,柯昌颐完成了《王安石评传》,对荆公变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开启了现代系统科学的介绍荆公的新局面。熊公哲出于政治需要,写了《王安石政略》,国民党将军刘峙亲自题写序言。在序言中,刘峙甚至将荆公变法与马克思主义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某些思想相提并论。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委员长对荆公也非常关注,曾亲自要求“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教材之一”。蒋介石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有荆公变法的影子,尤其是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几乎就是荆公保甲法的翻版。国民党理论界甚至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宣传荆公变法,要用荆公之策来对抗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大师鲁迅对荆公也有一评价:“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一向佩服鲁迅看问题的尖锐与评论的冷峻,一句“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简直把司马光朱熹那些鸟人讲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大脸与肥臀齐红。

  共产党据有天下后,同志们继续研究荆公,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四写《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先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调整某些观点,是研究王安石的泰斗。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则以严谨的考据对荆公变法项目作出全面介绍与肯定。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

  轰轰烈烈的文革时代到来,荆公被奉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中被非常无聊的用来攻击林彪等需要攻击的人,同时根据“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原理,司马光也被光荣的定性为一个优秀的卖国贼。此外,此一阶段的研究毫无例外的要加入很多阶级因素,虽然废话很多,但却血泪涟涟。
  八十年代到了,思想要解放了,王曾瑜先生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再次掀起对荆公变法的新一轮激烈争论。这时同志们也可以试探性的说一些狠话了,于是又有人拾起九百年前司马光喷出的唾沫,津津有味的细细舔了一遍,虽然添了点油加了点醋,显得高深了点,但本质并没变,硬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富民是假,富国是真,对百姓苛剥过虐,聚敛过急,“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对荆公变法给以全面否定。

  力挺荆公的一派当然不开心,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吾于诋新法者,仅怜其无识耳”。于是峰烟再起,大家接着吵了起来,过足了嘴瘾。争吵的核心内容则是研讨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追究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不过没有能彻底说服别人的权威级人物出现,总的倾向是肯定压倒否定。两派众口不一,七嘴八舌,各说各理,颇有宋朝士大夫的那种废话风格。
  李华瑞先生师承漆侠,所写的文章虽然试图尽可能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冷静的介绍荆公变法及其研究历史,但仍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对荆公的推崇。
  此外,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苏联人等都对荆公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以日本人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讶,他们几乎都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对荆公进行了高度评价。

  抛开一切关于新法的所有具体争论不谈,只要稍加理性分析,就可以达成以下共识:荆公的人格是高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荆公当时不得不变法,不能不变法;其变法的措施不为全错,很多内容现在仍通行全世界;荆公变法的方向是前进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荆公变法的精神是积极的,是锐意进取的,是要以强者的姿态立足于世界之上。
  难道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荆公之逝,转眼近千年矣。
  而今吾整衣而立,束手敛眉,回望宋朝,遥忆荆公。
  公起于宋弱之时,方政事萎糜,世风淫逸不均;士夫暗弱,平民苦疾不振;而边廷扰乱,四夷凌蔑。宋之江山,危然乎坐于天下。
  公激于大义,起于江宁,奋然欲以一己之力而挽百年颓势。
  公之初用政,流俗纷纷,异论哓然,群聋无知,舞于殿堂,盲然指公以利驱国,其谣诼中伤,流矢纷纷,瞬间加于一身。
  而公以汪洋大度,山谷胸怀,力排千万众议,顿然而变天下之俗。理财均税,精练军事,经年之间,安民富国强兵,其效卓然可见,糜然刷新大宋于天下。然后锋芒外露,用兵四夷,志欲长剑一击而平四野。
  惜乎公国事烦忙,思虑迫切;操劳过度,体乏神伤。加之诽谤不已,流言遍地。公决然于大功初定后,不恋高位不贪大名,激流勇退,归隐山林。
  公之退也,如大河罢流,断然而止。山泉洗心,松间闲意,恬淡之趣,水清雾白,庸常之人远弗能及也。
  及至新法尽罢,公忧愤而逝,果然天河暗淡,日月无光,千山沉默,长风悲凉。
  公之品德,冰雪皎洁,寒如晨霜;公之为政,如日照长天,星闪银河;公之为文,如远川大泽,浩然无边,而其笔力冷峻深刻,述理透达,皆无人可追。
  叹哉我公,人间绝圣。真如瀚海远旷,难知其广;绝壁洪渊,莫测其深;峰险云障,高不可攀;智通天地,泽被古今;虽阴云翻滚,不掩其光;浮尘蔽日,何折其芒!
  兹以为记,永作想往!

  请许以江南才女离离草亭的一首《遥寄荆公》结束全文:
  飞来峰顶识临川,伊吕高风一脉传。
  因值云龙腾海雨,便回天地御征帆。
  文衔铁骨冰心筑,格抱清宵桂子眠。
  月照半山归去后,黄鹂幽梦入空禅。

  (全文完)



        
上一页        返回书目        下一页
广告
小说家首页 | 更新列表 | 短篇更新 | 作品排行 | 退出登录
Copyright©2004-2020『小说家』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章节错误、排版不齐或版权疑问、作品内容有违相关法律等请至客服中心举报
本站抵制黄色小说、情色小说、艳情小说、激情小说以及涉及成人、黄色、情色内容的文字和图片
如因而由此导致任何法律问题或后果,本网均不负任何责任。

赣ICP备05001418